作为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何谓海派”艺术系列大展的第三个项目，近日，重磅大展“历史的星光——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研究展”拉开序幕。展览荟萃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黄宾虹、林风眠、张大千、溥儒、徐悲鸿、潘天寿等艺术巨匠的近90件精品力作，从文化背景、社会生态、画家群体、艺术面貌等多个方面切入，呈现两个画家群体的不同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与城市发展、社会转型、文化裂变之间的关系，见证中国绘画艺术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也力图对当下的艺术创作有所启示，这也是上海首次系统呈现京津画派与海派绘画。
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关系几何
“海派”一词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上海地区，起初用来形容绘画、戏曲领域艺术形式的新潮流与新变化。最初“海派”词义为社会生活中的流变，让人看到了在社会剧烈变革下，文化的“传统”取向与“现代”取向之间彼此冲突又极力融合的一种样态。与海派一样，“京派”是一个变化、流动的概念，是在北京和上海南北两个文化中心逐步确立中、与海派的对比与交锋中，逐渐成形的。
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展览总策展人、中华艺术宫馆长陈翔看来，京派注重从传统中汲取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在西方文化强势面前，京津画派被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中寻找创新突破，成为一时的主流。而海派则注重对新需求、新潮流的拥抱。以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遵循绘画大众化、市场化的历史趋势，依托难得的历史机遇和独特的文化生态，打造了千年一遇而又不可复制的文化艺术异常繁荣的局面。
“客观上两地书画艺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远远多于相互对立，带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譬如一个着中山装，一个穿西装。它们各自以机智而切身的选择、务实而有效的实践来积极应对变革大潮的冲击，它们既有共性又各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坚韧顽强和自我革新的生命力。”陈翔说。
“推陈出新”“引西润中”的理念与实践
正是遵循这样的策展理念，此次研究展分别梳理了两大画派的发展脉络。从社会变革与文化反思、赓续传统与现代转型、西学东渐和推陈出新3个板块，展现京津画派在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画学理论争锋；海派绘画则从江南风范和海派趣味、文人情怀与都市活力、摩登时代和守正创新3个板块，呈现从上海开埠到改革开放数百年的艺术思潮发展路径。
展览汇集了多位近百年来影响中国画发展历程的名家之作，可谓星光璀璨。有京津画派民国时期的画坛领袖陈师曾、被称为“北平广大教主”金城的作品，也有后海派画坛领袖吴昌硕于1899年创作的《红梅图》，此后月余吴昌硕赴任安东代理县令，旋即辞职，“一月安东令”，从此走上鬻画为生的道路，为其定居上海成为海派领袖埋下伏笔。
▲ 薜荔垂千仞（国画） 132.5×33厘米 1930年 溥儒 北京画院藏
▲ 碧海苍松（国画） 132×68.5厘米 1959年 吴湖帆 上海中国画院藏
展览作品清晰呈现了20世纪中国画“推陈出新”与“引西润中”两种发展方向。民国时期的京津画派整体上偏重于传统画学的振兴，力求在传统内部汲取力量以图发展，在清代正统派传统之外，或筑基宋元，或取法清代石涛等个性派，或得益于吴昌硕金石写意风，或借鉴古代刻石造像，探索出多种传统出新的途径，而这些以复古为革新的案例并不仅为京津画派所有，也是海派绘画从清末到民国期间名家辈出的原因之一。此次展出的作品中，齐白石《松鹰图》、萧俊贤《着色山水》、溥儒《薜荔垂千仞》、张大千《始信峰图》、于非闇《画众生黑》、谢稚柳《松嶺霜红》等作品可窥见京沪两地画坛借古开今面貌之丰富。吴湖帆《碧海苍松》、胡佩衡《紫溪晚霞》、吴镜汀《华山南峰》、陈少梅《樱桃沟》、李可染《蜀山春雨》、陆俨少《晴麓横云》、唐云《养鸡场一角》等则展现出在新中国成立后融合写生之法的时代新风。
徐悲鸿、林风眠、叶浅予、蒋兆和、吴冠中等艺术家的作品代表了几代艺术家“引西润中”的创作理念实践。他们分别从西方绘画的不同角度切入，突破中国画的壁垒，探索中西艺术的融合，成为推进中国画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方式。可见，“推陈出新”“引西润中”两种方式在争流互补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画的发展和现代转型。
南来北往间的相互浸染
值得关注的是，展览还力图回到历史情境，还原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发展的艺术生态。两地画家往来频繁，美术社团、新式学校、美术展览、大众媒介传播都促使两地画家深入交流，两地画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促使画风相互浸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展览特意以图表的形式列举了部分画家往来于京沪画坛的案例。
20世纪前期，陈半丁、陈师曾、王梦白等受教于吴昌硕的画家先后从上海北上定居北京，助推了金石大写意风北渐。展览中有一幅北京画院收藏的吴昌硕题写于1920年的齐白石润例格外引人注目，可知齐白石初入北京画坛以砚田为生计其画价的基本情况。齐白石曾赋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难掩其对“缶翁”吴昌硕的尊崇之情。
此外，如张大千20世纪30年代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任教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与工笔画名家于非闇颇为投契，相互促进，其工笔画取法宋画，气息更为高古典雅。黄宾虹晚年定居北京期间，画风亦逐趋成熟。京津画坛多位名家曾寓居上海，如第一位在新式学校教授中国画的教师萧俊贤1928年辞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职后定居上海，并在上海鬻画授徒，举办过5次画展；叶恭绰在上海定居的十余年间，与吴湖帆在书画鉴藏、创作上相互影响。
“历史的星光”依然延续了“历史的星空”的策展思路，用历史叙事来提炼观念。这个研究型展览不仅告诉观众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方式，能认识和摸索到历史事实内在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内涵以及这些价值和内涵对今天的意义。正如陈翔所说：“这个展览不仅仅是回溯20世纪初中期中国画艺术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历史以及对于那段历史的梳理和研究，更是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如何在传承、融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认真思考，对于中华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既继承传统底色、保持民族本色又吸纳外来亮色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一历史命题寻找答案。”
2024年1月7日《中国文化报》
第2版刊发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