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再是接收知识的容器，而是思维的探险者。
文丨Luna编丨Sherry
这篇文章里，和两位 IT 精英爸爸聊了聊“孩子学什么”的问题。
这也引申出了新的问题—— 学习能力是天生的吗？孩子怎样才能学得又快又好？
在第八届惠灵顿教育节（中国站）上，外滩君听到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加仙教授的一个观点： 在教育神经科学的视角下，学习其实是在遗传和环境的双重作用下，经验带来的脑与行为的长久改变。
周加仙教授
“婴儿很早就拥有对算数、物理，甚至心理的直觉。当一个盒子里大部分是黑球时，婴儿会对拿出来一个白球感到惊讶。” 所以， 在大科学时代，“打开大脑的黑箱”非常重要，教育也应该走出模糊的、凭感觉的经验主义。
而 惠灵顿天津校区中文部组长、惠灵顿教育研究院(中国分院)中文协调员(兼任)周鸯老师，对科学教育的理念也深表赞同。
特别是在她专注的中文学习领域，如何摆脱死记硬背的“堆量”学习，并在更高层次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上，走向高效、高质，是很多家长格外关注的话题。
周鸯老师
首次参加惠灵顿教育节的周加仙教授，也长期关注着国际教育。科学的教育方法，不应局限在一隅，惠灵顿不仅一直走在教育的前沿，是这类先进教育理念的试验田，也是一座桥梁，让更多海内外的教育者、家长看到教育的新可能性。
那么，这些前沿、高深的教育神经科学研究成果， 又如何才能落地实际的日常教育场景？老师的教法、孩子的学法、家长的养法，怎样实现相辅相成？从周加仙教授和周鸯老师的共同讲述中，外滩君看到了一些真实又鲜活的例子。
大科学时代
教育要“打开大脑的黑箱”
即使在学界，教育神经科学也是一个相当新的领域。它跨学科地有机结合了 教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三个领域，并聚焦在教育领域的效用。
尽管尚未冠以“教育神经科学”之名，但惠灵顿（中国）很早就注重从相关科研中汲取科学的教育理念。就像周鸯老师所在的惠灵顿天津校区，中文一直是很重要的一环。
从幼儿园到9年级，中文是必修课。
10到13年级，学生可以选修IGCSE和A Level中文课程。学校还为母语和非母语学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分层课程。
一方面，是学校对不同中文能力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的学习目标。另一方面，这些设计都能从前沿的科学研究中，找到坚实的基础，比如周教授和周鸯老师都提到了“语言敏感期”。
“在母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对母语的语音、语调非常敏感，但对外语的敏感程度会下降。这个叫做母语‘神经定型’。”周加仙教授说，“反之，如果小时候就能浸润在双语、多语言环境中，那么语言敏感期可能延长。”
所以，像惠灵顿（中国）旗下学校在孩子年幼时就提供双语环境，无疑是有利的。当然，研究也表明，任何年龄的个体，只要有适当的学习条件，语音系统在整个生命周期都是可塑的。
更实际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孩子的兴趣，主动学习。在周加仙教授的研究中，很多老师，乃至校长都深受神经神话的误导。 “科学研究是不断勘误、循序渐进地前进的，很多教育者不了解最新的研究结果，被过时的、错误的、伪科学的结论误导，反而使得教学质量倒退。”
在中文学习上，周鸯老师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母语孩子没必要学习枯燥的汉字笔画，这反而会破坏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一线老师们的感受是，没有学习笔画的孩子，往后会学得越来越辛苦，进而降低了学习的积极性。
“所以，从教育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学习笔画对深入阅读、思考是有益的，这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周鸯说，“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书写的过程变得有趣。”
在惠灵顿天津校区的中文课上，简单的玩法，是可以利用拆分了偏旁部首的认字卡，把机械记忆变成拆字、组字的小游戏。周鸯老师还提到了利用AI的进阶玩法：
此外，“学习风格”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脑 科学研究发现，单看单听，不如又看又听，视听双通道编码的学习效率甚至可以达到1207%。”周加仙教授举例，“老师朗读古诗的时候配上背景音乐，还能引起学生相关情绪和事件的记忆。”
在惠灵顿天津校区，中文学习的形式也是尽可能多样的：
小小班的孩子，用常见材料制作了一条长长的中国龙，园长在大家的见证下，为这条“中国龙”画上了又大又圆的眼睛，孩子们用最直观的方式学习了成语“画龙点睛”；
在小学部的“水”文化单元中，孩子们从文字部首，聊到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从大禹治水到水力发电、海上钻井平台……每一次搜索和学习，都带来精神和知识的洗礼。
还有改编课本的舞台剧、文化之旅、“文化周”、知识竞赛、辩论赛、研究课题，不同的学习方式、场景都在加深孩子们对所学内容的掌握。
在教育神经科学的视角下，“学习如何发生”变得更加透明，也给老师们的教学方法提供了方向。
克服思想惰性
让大脑变得更加强大
不过，中文学习肯定不会止步于语言，对于惠灵顿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这更延伸到批判性的思考方式，甚至文化理解。
在惠灵顿天津校区小学的中文课堂上，就有很多开放性的思考活动。
比如孩子们曾讨论过“《三国演义》中谁最帅”这个问题。周鸯老师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众男性角色中，有个孩子的答案是孙尚香。
很多人第一反应最帅的都是男性，但这个孩子的理由是，孙尚香作为女性能在那个年代抛头露面就很了不起，而她还是一位习武的女将，就更了不起。
但这种跳出传统思维的答案，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中，周鸯也感受到了几个难点。“ 批判性思维调用的不同能力中，我觉得有三项对学生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分辨真伪的能力，第二点是不盲从，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三点是换位思考的能力。”
周鸯说：“因为年龄、阅历、知识储备的关系，有时孩子们可能会缺乏质疑的勇气。”诚然，生活背景不是思维方式的唯一影响因素，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有目标和方向的。
比如分辨真伪和不盲从，就和逻辑推理息息相关。
周加仙教授提到，华中科技大学任学柱教授课题组曾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批判性思维发展水平较高的学生在完成设定的思维任务时，比批判性思维水平较低的学生 更注重逻辑加工，能更好地处理信念与逻辑之间的矛盾，更善于整合逻辑关系。
具体到课堂上，周鸯举了个例子：“AI有时也会编造信息，出现AI幻觉，甚至给半真半假的信息。参考网站是真的，但信源文章却是杜撰的，那结论自然也不成立。”所以， 怎么教孩子用多种方法查证信息真伪，已经成了惠灵顿课堂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带孩子们写议论文时，周鸯和其他老师们经常会设计不同的话题，孩子们可以使用AI搜索资料，但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重要的是言之有理。
有个孩子就选择了“董宇辉带货”的热点新闻，不仅梳理出了随机应变能力、教育政策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带货成功的原因分析等大众观点，自己又提出了“当下的就业问题”这个新角度。在全班讨论中，孩子们顺着分析到了专业和就业的关系、核心能力等不同的思考。
有时，中文课堂活动会跨学科，也有这种思维锻炼。
近期，惠灵顿天津校区高中部的孩子就打算举办一场听证会，讨论“是否要建立无纸化校园”。孩子们会抽签抽到不同角色，可能是校长、家长、学生、环保人士、科技专家等。每个人不仅要站在角色立场，阐述是否同意建设无纸化校园的理由，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运用生物、化学、信息技术、物理等其他学科的知识。
就像周鸯老师说的， 批判性思维归根结底是要克服思维的惰性。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问题都会激活不同神经网络，特别是创新思维本身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元产生新的链接，让大脑变得更加强大。让学习强化大脑，也是我们乐见的。
科学养育
家长的必修课
在教育神经科学的视角下， 家长的养法，应该和老师的教法、孩子的学法，三位一体、协同作用，而是否遵循科学方法将使效果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一点，也是周加仙教授和周鸯老师的共识。
“所以， 虽然家长可能不是专家，但也需要学习教育神经科学的知识，为孩子提供安全的、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这是家长不可替代的作用。”周加仙教授提到，很多不同的研究都已表明，不同的养育方法，有时不仅影响孩子的情绪，甚至会改变大脑结构与功能，从而留下更长久的烙印。
比如，很多人不曾了解的忽视。
“家长有时忙工作不着家，或是只顾自己看手机，陪伴孩子时间少，会对和学习有关的脑区产生重大影响。”
大脑扫描显示，和健康儿童相比，被忽视的儿童前颞叶被激活的区域明显变少，和安全感相关的脑干激活区域更大。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是，被忽视的孩子学习力下降、安全感缺失、注意力涣散、更容易焦虑和紧张。
而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其实也和大脑息息相关。患抑郁的青少年脑中，有几个重要脑区的功能发生了改变：与情绪评价有关的杏仁核、与奖赏加工有关的纹状体、调节上述两个过程的前额叶皮层。
作为老师， 周鸯也希望家长能在家庭中营造包容、鼓励、开放的氛围。“拿中文学习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来说，我觉得家长可以尽力去做这么几件事： 表达对孩子中文学习的期待和鼓励；营造家庭语言环境；尽量不替孩子做决定，引导、启发和保护孩子的批判性思维火种。”
惠灵顿天津校区老师们的做法，也是家长可借鉴的。
比如 包容学生的错误是所有老师的共识。
“要让孩子明白，犯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让孩子愿意表达，哪怕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所以，有时会看到老师们也会追问孩子很多“为什么”，“往深了问，往广了问，引导学生深入、多角度地思考。”
还有对不同的声音给予开放的态度。“不同观点的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而且不仅是老师倾听学生的声音，我们也鼓励孩子相互倾听交流，有时同伴的影响力比老师还大。”在家庭中，家长和孩子不同观点的交流碰撞，也是启发孩子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好机会。
惠灵顿天津校区的很多活动， 也都把主动权交到孩子手上，因而迸发了别样的思维火花。比如初中辩论赛的辩题基本都由学生自己投选，选出他们最感兴趣的辩题，有一次七年级 的辩题是“如果好朋友触碰你的底线三次，要不要跟她/他绝交？”
“这是成年人绝对想不到的议题，”周鸯老师笑道，“为什么他们会投选出来，说明友情在孩子生活中非常重要。而且在准备辩论，以及辩论的过程中，孩子们自然会去反思自己的交友方式，让辩论变得非常有意思，也让孩子们的生活切实受益。”
还有小组探究活动，孩子也常从生活中寻找切入点。周鸯老师提到天津惠灵顿一段有意思的历史：建校之初，女生校服只能穿裙子，但后来可以穿裤子了，这是为什么呢？
“学生们经过一番调查，原来是有一年学生会的女孩们联名向校长提案，争取到了这个权利。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们的理由——女生校服不能穿裤子不仅不方便，也是性别不平等。校服看似是一件日常小事，但背后的思考其实很深。”
这样的讨论、观点不应局限在校园里，家庭也是孩子们成长的重要一环。所以，就像周加仙教授说的， 家长也要积极学习教育神经科学知识，了解学校里正在发生的教育改革，甚至去了解一下教育界有怎样的新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配合学校和老师。
从语言学习，到表达看法和观点碰撞，也不仅是语言到思维的提升。往更深层次说，能够敏锐感知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与不同文化群体有效交流，在不同文化世界工作，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智力”。
在当下的大科学时代，当我们终于有能力照亮教育的“黑箱”，教育自然也该与时俱进。孩子不再是接收知识的容器，而是思维的探险者。而家长与教师，正是这场探险中最坚定的同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