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的根源，实际上是新四军所处的复杂战略环境所决定的。
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成立和深入敌后相对较晚。因此，新四军与八路军所面临的敌后抗战的大背景有所不同。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正规部队几乎被消灭殆尽。吸取了华北的教训后，国民党在华中敌后部署了更多的正规军队。
在苏南，除了冷欣所领导的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还有大量的忠义救国军部队；在苏北，则有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以及江苏省政府所辖的八个保安旅，李守维的89军，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陈泰运的税警总团的两个旅；在皖西地区，则有李品仙领导的第21集团军；而在淮北，则有李仙洲的第15集团军。
名义上，国共两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本应是友军。然而，在蒋介石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政策指导下，随着国民党反共浪潮的不断高涨，国民党不断挑起与新四军的摩擦，弱化新四军的影响力。由于新四军在与国民党顽军对抗时，兵力上处于明显劣势，新四军更多时候不得不被动应对这类冲突。例如，皖南事变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这样的战略环境下，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的摩擦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摩擦和冲突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不断加剧。
新四军与日军的战斗较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新四军在敌后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新四军的任务不仅仅是对抗日军，还包括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而这又是怎样的敌后呢？新四军主要活动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武汉等重要战略要地周围，南京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权所在地，自然成了敌后抗战的核心区域。尤其是江浙一带，这是蒋介石的发源地，他的大本营。因此，国民党对这一战略区域的控制非常严格，根本不愿让新四军在这些地方生根壮大。
例如，当陈毅和粟裕带领新四军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时，国民党第三战区便制定了一项“画地为牢”的政策，限制新四军只能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内活动。这项政策的核心意图，就是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阻止其扩展势力。甚至，国民党出台了《江南沦陷区内诸种武力之整理方案》，对新四军进行系统的打压。
1940年10月的黄桥决战，正是在这样一个战略背景下爆发的。新四军本想在苏中和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但国民党韩德勤方面坚决反对，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陈粟赶出长江以外。虽然面对韩德勤的强大敌军，陈毅和粟裕并不打算立即与其展开全面冲突，但韩德勤的态度很强硬，最终决心要一举将新四军赶走。这种局势迫使新四军必须迎战黄桥，最终以决战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冲突。
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之间的许多战斗，往往像黄桥决战一样，都是迫不得已的。在敌后开展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新四军既要与日军作战，又要应对国民党顽军的不断挑衅和打压。如果不与顽军正面交锋，新四军不仅难以有效开展抗日斗争，甚至可能连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
另外，影响新四军战史认知的一个因素是反顽战役的宣传过于突出。
由于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发生过许多大规模的战役和战斗，且这些战斗经常成为宣传的重点，造成了新四军更多与顽军作战的印象。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关于新四军与顽军作战的影视作品相当受欢迎。例如，《黄桥决战》《东进序曲》《上饶集中营》这些影片，描绘了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斗争，而经典的样板戏《沙家浜》，也是与顽军忠义救国军的对抗。
影视作品的传播影响力不可忽视，虽然新四军与日军的较大战役不如与顽军的那么多，但反映新四军打日军的影视剧相对较少。实际上，早期的新四军抗战时期，许多战斗都是对抗日军的。直到1940年初，定远作战开始，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反顽战役阶段。
实际上，新四军虽然与日军的作战较少，但也并非没有较大的战役。例如1941年夏季的盐阜反“扫荡”战斗，共进行了135次战斗，歼灭日伪军3800余人。而1944年3月的车桥战役，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史上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对新四军的抗日和反顽作战一概而论，特别是不能受影视剧的影响。要全面、辩证地分析新四军的战史。无数历史实践表明，新四军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积累经验并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在与国民党顽军的斗争中不断强化自身的力量。
同时，研究这段历史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未来关于新四军的影视作品，应该更多地关注其与日军的战斗。如果真正深入了解新四军的战史，相信会有许多与《血战台儿庄》《八佰》一样充满故事性和史实价值的题材。正面展现新四军抗日的英雄事迹，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有助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主旋律。
主要参考文献：《新四军战史》《铁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