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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考上广州美术学院的时候，校名刚刚从“广东人民艺术学院”恢复过来，虽然“音专”搬走了，但音乐的痕迹还在，比如附中教学楼的对面就是琴房，一长条的两层瓦房，上下加起来大约有二十个独立小间，小的7平方米，大的11平方米，所有的门都对着走廊，打开窗就看到马路。至于当时还有没有人在里面练琴，印象倒不是很深，说有吧，我拿不出证据，说没有吧，好像又总是能听到琴声。毕业几年后我回到美院任教，总务处安排给我的住处就在琴房，我在那跟十来位年轻教师还有一个校工家庭住了三四年，过着一种共用水龙头和浴室的集体生活。如果要追寻我跟音乐最早的联系，应该就从琴房说起，尽管这种联系只是空间上的。
二十年后，我在美院附近的怡乐路找到一间大宅子，用它来发展文化事业，还充当了宅子后面另一栋大楼的“二房东”，将多余的房间分租给艺术家朋友们，其中的租客就有“五条人”乐队的仁科。人们常常问我什么时候知道“五条人”，我就说是我租房给仁科的时候，可那时我并不常常见到他，对他们乐队也一无所知。至于仁科练琴的声音，我的印象就跟我对琴房的一样，也是似有似无。如此说来，我与“五条人”在音乐上最初的联系也仍然只是空间上的，不同于琴房的地方是我们终究会走近，成为朋友并有了后来的合作。
撤出怡乐路之后，我的一部分“家当”搬到了大学城，稀里哗啦塞进了在穗石村租的一座民房里。那房子同样简陋得可以，遇到下雨天，雨水就从天台沿着楼梯倾泻到一楼，防不胜防。后来，这座我恨不得马上退租的民房倒是被“五条人”看中，在门楣上挂上“梦幻丽莎发廊”霓虹灯，将屋里的灯管换成红色，就成了由我编导的MV的拍摄现场。仁科后来在某次演出中称赞我把好莱坞大片拍成了新浪潮另类，大概指的就是我们在广州的边边角角，出租屋或者天桥下，总有办法玩出一些新花样。
与“五条人”合作的这段经历也再次证明灵感往往并非产生于宜居环境，就像对生活的深刻记忆也多半是关于遭遇的一样。“五条人”经历了很多年都市底层生活，我经历了数不清的搬迁，感受不同的生活空间不仅仅使我们获得了创作素材，也构建了生活本身，所以我们应当感谢曾经有过的不那么好的生活条件，即使今后再遇到也不要躲避。 陈侗
从琴房到“五条人”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3月01日 版次：A08栏目：每周一涂作者：陈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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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考上广州美术学院的时候，校名刚刚从“广东人民艺术学院”恢复过来，虽然“音专”搬走了，但音乐的痕迹还在，比如附中教学楼的对面就是琴房，一长条的两层瓦房，上下加起来大约有二十个独立小间，小的7平方米，大的11平方米，所有的门都对着走廊，打开窗就看到马路。至于当时还有没有人在里面练琴，印象倒不是很深，说有吧，我拿不出证据，说没有吧，好像又总是能听到琴声。毕业几年后我回到美院任教，总务处安排给我的住处就在琴房，我在那跟十来位年轻教师还有一个校工家庭住了三四年，过着一种共用水龙头和浴室的集体生活。如果要追寻我跟音乐最早的联系，应该就从琴房说起，尽管这种联系只是空间上的。
二十年后，我在美院附近的怡乐路找到一间大宅子，用它来发展文化事业，还充当了宅子后面另一栋大楼的“二房东”，将多余的房间分租给艺术家朋友们，其中的租客就有“五条人”乐队的仁科。人们常常问我什么时候知道“五条人”，我就说是我租房给仁科的时候，可那时我并不常常见到他，对他们乐队也一无所知。至于仁科练琴的声音，我的印象就跟我对琴房的一样，也是似有似无。如此说来，我与“五条人”在音乐上最初的联系也仍然只是空间上的，不同于琴房的地方是我们终究会走近，成为朋友并有了后来的合作。
撤出怡乐路之后，我的一部分“家当”搬到了大学城，稀里哗啦塞进了在穗石村租的一座民房里。那房子同样简陋得可以，遇到下雨天，雨水就从天台沿着楼梯倾泻到一楼，防不胜防。后来，这座我恨不得马上退租的民房倒是被“五条人”看中，在门楣上挂上“梦幻丽莎发廊”霓虹灯，将屋里的灯管换成红色，就成了由我编导的MV的拍摄现场。仁科后来在某次演出中称赞我把好莱坞大片拍成了新浪潮另类，大概指的就是我们在广州的边边角角，出租屋或者天桥下，总有办法玩出一些新花样。
与“五条人”合作的这段经历也再次证明灵感往往并非产生于宜居环境，就像对生活的深刻记忆也多半是关于遭遇的一样。“五条人”经历了很多年都市底层生活，我经历了数不清的搬迁，感受不同的生活空间不仅仅使我们获得了创作素材，也构建了生活本身，所以我们应当感谢曾经有过的不那么好的生活条件，即使今后再遇到也不要躲避。 陈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