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米芾隶书作品，就只有这一件，它不在手写原稿里，而是刻在《绍兴米帖》上，这本帖子是宋高宗在1141年下令，让人照着米芾的原作摹刻下来的，总共有十卷，收藏在国子监里面，后人评价说这本法帖“几乎没什么差别”，意思是说摹刻得和原作非常接近，可以算作米芾书法的完整收录，但其中隶书部分只占了不到百分之零点五，偏偏就是这一件，成了研究宋代书法演变过程的重要实物证据。
米芾嘴上总说隶书不好，他觉得隶书一出来，就把篆书那种随字形自然伸缩、圆润流畅的写法给破坏了，可真到写字的时候，他却悄悄把篆书的法子用到隶书里，起笔藏锋，模仿篆书那样逆入平出，横画中锋匀着走，不用汉隶那种夸张的蚕头燕尾，波磔只轻轻一挑就收住，不显得张扬，折角都转得圆滑，避开汉隶常见的方硬拐角，连竖钩收笔也藏锋，让线条带点韧劲，不是浮在纸面上的轻飘提按。
在结构上，他借用了汉隶的扁方框架，但没有完全照搬对称的做法，左边收紧右边放开，横画排得上密下疏，重心微微歪斜，有些字还特意安排成开合错落的样子，表面看着安静，其实藏着行书的动态节奏，简单说，他是用隶书做外表，里面运行的是行书的灵魂，这不是守旧，而是有意把个性融入法度之中。
董其昌在明朝说，他的字带着行书的意味，不拘泥于古法，项穆在清朝也承认，这虽不是纯粹的汉隶，却是宋代书法里最接近古人风格的，到了现代，启功和郭沫若进一步指出，这件作品是理解宋代隶书复兴的关键所在，他一边批评隶书背离了篆书的传统，一边亲手用篆书的笔法来改造隶书，这种做法，不是在复古，而是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当时没人学米芾的路子，宋代主流隶书都跟着唐隶走，讲究工整规范，不重视笔意表达，米芾这种方法太难掌握，需要懂得篆籀古法，还要会写行草字体，手上功夫得熟练到能自如控制毛笔，普通人根本没法入门，而且米芾本人也没打算教别人，纯粹是自己做着实验玩，那时候金石学正热门，大家都在忙着拓碑文、做考证，但真正像他这样动手重新创造古法的，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